佛利民（弗利民博士牙膏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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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出自哪里？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的出处：
（1）这句话是西方的谚语，考虑中世纪西方的民弗生活习惯，早餐和晚餐都是利民简单吃点，只有中餐才是博士他们的主餐，所以谚语也用午餐做比喻。牙膏样 “天下没有免费的佛利午餐”－－－涉及经济品（Economic good）与非经济品（non－economic good）得问题，只要是民弗被人需求且稀缺得物品就是经济品，有价格 。利民
（2）出自 《圣经》
有个故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博士午餐 从前，有一位爱民如子的牙膏样国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深谋远虑的国王却担心当他死后，人民是不是也能过着幸福的日子，于是他招集了国内的有识之士。命令他们找一个能确保人民生活幸福的永世法则。 三个月后，这班学者把三本六寸厚的帛书呈上给国王说："国王陛下，天下的知识都汇集在这三本书内。只要人民读完它，就能确保他们的生活无忧了。"国王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人民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看书。所以他再命令这班学者继续钻研，两个月内，学者们把三本简化成一本。国王还是不满意，再一个月后，学者们把一张纸呈上给国王，国王看后非常满意地说："很好，只要我的人民都真正日后有奉行这宝贵的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说完后便重重地奖赏了这班学者。 原来这张纸上只写了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3）这句话出自政治学者杜兰笔下。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两大原理，其一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原理”；其二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影响力原理”。
（4）是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所说。全球货币学派鼻祖用这一句话来概括经济学原理，堪称经典。
在提出利益集团理论的学者中哪个是经济学者
米尔顿·佛利民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提出利益集团理论的学者是米尔顿·佛利民米尔顿·弗里德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出自哪里？
这句话出自政治学者杜兰笔下。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两大原理，其一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原理”；其二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影响力原理”。
翻阅《贝尔格莱夫经济学词典》，见有“免费午餐”条，细阅之下，不禁自觉笔者较早前所写有关“免费午餐”的文章有“不详不尽”之弊。事实上，不断发现新资料或富有启迪性的新观点，正是读书的乐处。
在香港，“免费午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笔者可以说是第一个将这个词介绍到香港的传媒界人。和一般人甚至象牙塔中人一样，笔者向来以为这句至理名言是货币学派大师佛利民所“铸造”。1997年6月中旬，佛利民前往以色列接受希伯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与以色列国会财经委员会主席路年思言谈甚欢。路年思说，犹太教教义可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概括之，其余都是次要；他请佛利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其经济学精义，佛利民脱口而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是我的经济理论的全部，其余只是枝节！”佛利民著作等身，见识精深博大，而竟用这几个如此浅俗的字概括他的学说，可见这句话含意之深。
其实，在此之前，“免费午餐”已是佛利民的“招牌货”。他于1972年出版的杂论集《一个经济学家的抗议》在1975年再版时，已改名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上述种种，令笔者得出这句话是佛利民所“发明”的结论。
但是，近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波云的《经济结构术》（《Economic Statecraf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现原来这句话出自政治学者杜兰笔下。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两大原理，其一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原理”；其二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影响力原理”。
至此，我们当知道“免费午餐”并非佛利民所创。不过，佛利民名气大，杜兰亦只好让位了。而且事实上，对于此一“原理”的推广，佛利民是功不可没的。
一如大家所知，社会上任何低于市价的商品及服务，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津贴的——享受“免费午餐”的“普罗大众”，亦因为被抽间接税而作了贡献——而由于派发“免费午餐”的行政费用特别高，“免费午餐”其实是十分昂贵的！
可是，据替《贝尔格莱夫》写“免费午餐”词条的作者的考证，“免费午餐”一词始见于19世纪，当时的酒吧和客栈，为了吸引客商光顾，纷纷在门外张贴广告，以“提供免费三文治和零食”为招徕；但顾客若只吃三文治而不“买醉”，很快就发现不能照字面解释来理解这句广告。不买饮料只索取三文治的人，毫无例外被“抛出门外”。显而易见，“没有免费三文治”，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前身”。
正式用上“免费午餐”这个词，始于1933年美国 “新政”时期，为保守派政客和评论家所创用。比如著名评论家孟肯和以写《经济学入门》而享盛名的经济评论家亨利·赫列特，在著作中就多次用“免费午餐”来形容社会福利事业，以说明福利其实十分昂贵。众所周知，政府本身不能创造财富，政府费用必须靠抽税而得。换句话说，政府推行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都由纳税人奉献，而执行福利政策又形成了庞大的政府架构，这就是免费福利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
到了越战期间，主张强迫征兵制度的人，认为适龄学子有义务应征，这是他们接受免费教育的回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便是接受免费教育且认为教育真的免费的学子所应接受的现实。
越战结束之后，“免费午餐”一词渐渐无人提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流行在T恤上印上一句时髦口号，“免费午餐”这句话逐渐被商人看中。不过，若非佛利民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上反复分析天下根本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免费午餐”是不可能如此流行的。
上述种种，是笔者迄今为止所知有关“免费午餐”的全部。今后若再有新发现，当马上向大家报道。■
上传时间： 2003/8/17 文章来源：财经 本文由法律思想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何思考？
下面分享的是来自张五常先生的关于思考的一些想法，非常实用，希望于诸君有益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
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
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
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的资料
佛利民在中国的官方翻译成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2年7月31日生
籍贯：美国
学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多年的研究中，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从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经历：
1932年获罗格斯大学学士学位 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1937年-194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任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6年-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任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
1953年-1954年任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
1964年-1965年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
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郑担任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
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一1960年》（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J．Schwartz）合著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的简介
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佛利民是於星期四在美国三藩市的家中，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佛利民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提倡自由企业对抗政府的管制，并主张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金融政策，在一九七六年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张深深影响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及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执政时的政策。戴卓尔夫人形容他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布什总统十六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失去一位最伟大的公民」。布什说：「佛利民是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和非凡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对提高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贡献良多。」
美国财长保尔森称赞佛利民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教师和顾问」，并说佛氏深信自由市场，「哪怕是在自由市场不是十分受欢迎的时候」。
联邦储备局历任主席都深受佛利民见解影响，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对他的过世，深表哀悼，他说，佛利民在他的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任主席贝南克也「感到痛惜」，他说：「佛利民的思想对当代金融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大，怎麼说也不会言过其实。」他补充说，佛利民「让千万人明白到自由、有竞争的市场对经济的益处，还有经济自由与其他方面的自由息息相关。」
身在越南河内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向这位「私交极笃」的朋友致意。赖斯说：「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国家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知识领袖。」当她忆述两人在加州史丹福大学共事的日子时说，「他为人无拘无束，是我所结识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
反对凯恩斯经济学
佛利民的观点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抨击当年联邦储备局窒息货币供应，使得原本只是一次过眼云烟的衰退，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重大灾难」。
佛利民是里根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货币主义曾部分被尼克松、福特和里根采纳。他的自由市场理论反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主导美国政策的传统凯恩斯经济学。
他在消费分析、货币史和稳定政策方面的著作，使他在一九七六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佛利民提倡奉行稳定、温和增长的货币供应政策，反对控制工资和物价，并在联储局试图调控经济时提出批评。
佛利民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在前共产主义世界和拉丁美洲也大受欢迎。这位经济学大师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六年间任教芝加哥大学，一九七七年，成为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学者，并且定期为《新闻周刊》撰写经济评论。
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称赞佛利民说，他是个极为杰出的经济学家，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最复杂的经济概念。
佛利民今年三月接受《纽约太阳报》采访时表示：「像我这种人，所做的无非是宏扬一些思想，直到有朝一日这些思想能被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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